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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士林中有骗了同僚几百两金器的状元，有诓骗资助自己考上进士的记女饮下毒酒的学士，这一干人都被士论所不值，律条也照样是犯了，追究起来，罪名还不轻，但他们一样升官发财，一点事也没有——因为他们是读书人。

    即便何阗为两顷祭田，背宗弃祖，连讼三十年，使有司不甚其扰。打上一顿板子给个教训，乃是合乎律法。但法理无外乎人情，何阗是读书人，饶他三十板，不是要照顾他，而是要照顾读书人的脸面，否则怎么能体现朝廷对文士的重视？

    而且更重要的，当初支持何阗的基本上都是白马县的士子。要是真的扒光了何阗裤子，露出屁股来打板子，一记记的都是打在之前支持何阗的士子们的脸上。

    这又何必呢？

    韩冈还要继续治理白马县，那些士子在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。韩冈已经通过这一案将他们给慑服，但若是得寸进尺，反而会引起他们的反弹。

    这番道理韩冈在信中说得也明白。何阗经此一案，已经声名尽丧，虽生犹死。这对他来说，其实已经是最大的惩罚。说不定过些曰子也就死了，根本不用板子来帮人上路。律条不是死的，可以灵活选用，何阗的下场已经足以使人警醒，除了官员受累以外，又没有受害者，就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。

    又说了几句，王安石从崇政殿中告辞出来。

    回到政事堂，儿子王雱正在厅中等着他。

    王雱到了中书过来，是要说着经义局中的公事。王安石虽然提举经义局，但他基本上不往经义局去，只能劳烦王雱来禀报。

    作为宰相，王安石身上的兼着的差事不少，编纂朝廷政令、律法的编敇局，编写国史的史馆，还有就是编写科举教科书的经义局，这些文事、政事方面的职司，都是要他这个宰相来提举。

    不论是法律条令，还是国史，又或是国家教材，都是宰相身上的任务——就如《武经总要》，署名的曾公亮，他当时就是宰相；《太平御览》的主编李昉，当时也是宰相——这是宰相的权力范围，提举之位不会交到别人手上。就跟后世国务院的最高领导，许多时候都会兼着某某领导小组一般——官僚社会，古今如一。

    不过王雱说是来禀报经义局中的最新情况，其实也只是借口而已，王安石稍稍问了几句，就放到了一边。父子两人谈论的乃是事关天下的要事，回到家中都讨论不完，要在政事堂中继续。

    现在王安石面临的情况很是危急。这并不是政斧中事——新党之中，吕惠卿和曾布之间关系依然紧张，可王安石自问还镇得住他们。而诗书礼三经的释义，也差不多快完成了。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两部，是自己列出大纲，而由王雱、吕惠卿领衔编写，只有《周官》一部，是由王安石自己亲自写的。新法的推行还算安定，政事、军事、财务等方面的变革都是卓有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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