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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快一点、慢一点都无所谓，能在时限内完工就行了。”韩冈说着，沿着溪水河畔走了起来，走了两步，见沈括跟上来，就偏头笑道：“唐州收税难易如何？”

    “京西民风彪悍，税赋征收不易。”沈括摇摇头，“要是在两浙，半个月的时间至少能收上来九成。”

    “也是两浙富庶，京西的收成本来就不算多，交的税却不比江南少多少，自然要难些……但有个七八成，也够抵上朝廷要的数目了

    。”

    “说得也是。”沈括点了点头，“能收的都收了，剩下的就算再催逼，也不一定能收得回来，弄得百姓卖儿卖女就不好了。”

    “将下面的胥吏管束住，收满足额也不是难事。”韩冈说道。

    “如何管得住？”沈括叹了一声，韩冈说得根本是废话，“重禄法也只让他们的手伸得短了一点而已。”

    大宋的国策是虚外守中，除了边州，禁军兵力都集中在京畿，外路为数寥寥。而在经济上也是如此，除了边州以外，国内各路的每一个州县在留足了一定的积存后，剩下的税入都要上交朝廷。上缴的税入，额度基本上都是确定的，但这个额度并不是征收的数目。

    夏秋完税之曰，官府从百姓手上收钱，从来都没人能指望可以百分之百的完成，预定征收的税额远比实际需要要大得多。一般来说，能征收到七八成就能有足够上缴朝廷的数目，以及补完州县一年来消耗的仓储。至于多下来的，也不可能私分掉，照样要运回京城。上交的多，就能为当地守臣换回一个优良的考绩，以及一个干才的评价——可要是在征收的过程中，闹出了乱子来，亲民官们就那就别指望能有好结果了。故而能收个七七八八，剩下的欠账着人去慢慢督促就是了，官员们一般都不会逼得太紧。

    但并不是说这个时代的官府治政有多宽松温和，实际情况正相反，只是把住了不让百姓造反的底线而已。在田赋丁税之外，还有折变、支移等名目繁多的附加税，这些钱素无定额，全凭税吏们的一张嘴。使得百姓们最终交到税吏们手上的钱粮，许多时候都能涨个五成六成，甚至一倍、两倍。这些钱，则是可以私分的。交一部分给朝廷做个样子，剩下的大头则是官员、胥吏各自分肥，这早已成了世间通行的规则，也仅有少数官员能够做到清廉二字。

    说起来，如果当真按着税额来征收，将苛捐杂税一概罢去，倒不见得会有几人逃税。王安石当年提议变法的时候，在一系列的奏章中都提及了此事，谓此乃致乱之源。因此之后颁行于世的新法，对中等以下的贫民多有倾斜——免役法向五等户征收的免行钱也不算很多——但朝廷收入上的损失和增加的部分，则是让富人承担了去，得到的骂声比以前更多，就是良民为盗的可能姓却小了不少，不复仁宗后期，欧阳修在奏章中所说‘一伙多过一伙’的盗贼遍地的情况。

    收税的事，韩冈说说也就算了，也就暗叹了一声。时代的风气不是他一个都转运使能扭转得过来的，就是他面前的沈括，虽说不上贪腐，但一般的灰色收入也不会清高的放弃。

    但只要襄汉漕运能就此打通，到了那时候，漕运沿线自然会繁华起来，此地百姓们的生活当会比眼下要过得好上一些……如此，足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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